育英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王 岚
首先，我们需要将“育英文化”做一个界定。
文化在词典中被界定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育英文化特指灯市口小学百年历史前期，即1864年至1949年学校教育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接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该以怎样的史学观去看待“育英文化”? 即我们究竟要从史料中获得些什麼？
仅仅是想了解“何因、何人在何时、何地做了何事？”还是为了得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结论求证答案？或是检索
“学校百年史料”用以示人？……
以上不同的目的也就反映着不同的史学观。
站在一所百年老校的面前，作为现代学校管理团队的成员，采用怎样的史学观去看待和分析学校历史，不仅折射着这个团队的思维质量，同时也必将直接影响百年老校新时期的发展进程。
任何一个真正热爱教育，把学校命运与个人命运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追问：有什麼力量能使百年老校生生不息，长盛不衰？
以这样的眼光看学校历史，是在审视学校管理思想、管理体制与时代发展需要之间的协调度。以史为镜，透视并建立不同时代有利于学校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机制（即建立有利于人的创造潜能发展的管理机制），这才是真正保持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当然，也应该是我们作为学校管理者应该持有的史学观。
翻开史料，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记载：
公元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现）北京灯市口开设男、女蒙馆，由基督教公理会出资并管理。
男蒙馆的创始人是柏亨利，早期教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学校功课除读写外，又加上唱歌、浅近的地理和算术等，所用教材由美国运入。
当时，“西学风气未开，一般人士尚醉心于科举，而视学校为异端，故开办数年，生徒寥寥，只有二、三十人。校内对于学生异常优待，不但不收学费，且择其贫者助以衣食。由光绪初至庚子（1900年）二十余年间，毕业者成绩优美，品德纯笃，渐为社会所信任，校务乃稍有起色。”
1900年位于北京市灯市口的基督教公理会，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之后在重建学校时，郭纪云先生引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取其中“育英”二字，遂将“男蒙馆”更名为“育英学校”。
“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学校规模渐备，梅韪良、田和瑞、费
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李如松受聘出任校长，成为育英学校首任国人校长，与美国人邵作德副校长合作，执掌校务近三十年，使育英学校得到逐步发展和提高。”
“
最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育英文化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有意的启示？
我们试想透过育英学校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以“双元”著称，成为盛誉京城的教育品牌这样一个发展历程，找到学校成长的“营养源”，既为今天的学校文化建设寻根，又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线索和依据。因为，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而思想的光芒又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失去应有的生命力。
我们将对“育英文化”的思考与获得的启示作如下三点概括：
一、东西方先进的人文思想，构成了“育英文化”的精神内涵
执掌育英学校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中国开设西学，它所代表与推崇的美国文化以《五月花号公约》为代表，集中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的理想与愿望，经由传教士承担教学与校务管理等任务，“对于学生异常优待，不但不收学费，且择其贫者助以衣食。毕业者成绩优美，品德纯笃，渐为社会所信任，校务乃稍有起色。”应该说，这些史料所反映的，是西方“以人为本”人文思想的具体体现。
与之相应的中国文化也有“善心可以做好事，齐心可以做大事，能用众力者可无敌于天下”之说。以史料记载“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李如松受聘出任校长，成为育英学校首任国人校长，与美国人邵作德副校长合作，执掌校务近三十年，使育英学校得到逐步发展和提高。”可见，这一切也恰好体现了东方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
启示：育英文化是中西合璧的结晶，它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当今学校教育中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管理组织结构应需而变，是“育英文化”的安全保障体制
宗教化管理、本土化管理、董事会管理，是育英学校适应不同时代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有效管理组织形态。正是这样的组织机构，决定了学校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基础上的决策管理，尽可能地规避将命运依赖于管理者个人道德修养与才智不足可能带来的高风险，从而保障了育英学校的健康发展，使学校从无到有，直至成为京城教育一大品牌，培养出一批知名校友，为社会所认同。
启示：学校管理机制所显现的西方先进管理模式，是育英文化特有的管理品质，以经营的方式面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超越性地解决问题，这对今天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是一种难得的宝贵资源。
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取决于原有历史的长短，而在于隐含其后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机制的先进程度，建立一种科学的管理体制，是保障学校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严谨科学规范的学校管理，是“育英文化”成为品牌的制度保障
师资管理、课程开发、档案积累处处体现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工作细节。
“我记得：我们上学时接触的育英的老师都非常有学养。”
“我上学的时候，盛传李如松校长是土匪，为什麽呢？因为他专门在北京各处搜罗人才，几乎所有的好老师都让他找来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的图书馆，特别大，当时在其他学校是几乎没有的。我最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有劳动技能课，经常参加课外活动。”
……
从老校友们的回忆中，我们就可对当时学校的师资与课程管理水平略知一二。
仅从目前学校一楼展出的育英历史老照片、学生管理情况统计资料本身，也足以让我们对育英学校当时管理的严谨科学规范程度略见一斑。当然，从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如：科学统计方法）中，就更进一步印证这了一点。
启示：育英学校能成为教育品牌，是一个长期、艰苦、细致的渐进过程，学校在制度规范中培植着育英教师的职业精神，提升着课程质量，这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的规律，同样适用今天的教育与学校管理。
总之，在为今天学校文化建设寻根的旅程中，我们以“发展依赖科学的管理机制”的史学观透视了育英文化现象；找到学校成长的“营养源”=人本主义思想+科学管理模式+规范管理制度；并发现了其中的线索和依据，即：教育工作是一项育人工程，工程链条每一个环节都靠人与人的传导与对接（如图）。因此，学校管理本质上是对不同层面人的文化管理与共建的过程。
应该如何去管理呢？不同的理念决定着不同的行为方式。于是，采用怎样的管理理念就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上，成为管理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做人的工作自然是要 “以人为本”。
在人文理念的指导下，才可能使有利于人的创造力发展最大化的组织管理形态与制度管理规范应运而生，最终实现学校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